自3月以来，新基建被国家层面多次提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中旬已有13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5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通知正式发布。有媒体称，这标志着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新基建拉开帷幕。
据城叔不完全统计，近期已有包括上海、广州、北京、宁波、重庆、福州六座城市发布相关建设行动方案，从时间跨度来看，规划时间基本都是三年，从今年到2022年。
上海发布其新基建三年规划的时间是5月7日，但其文件《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在4月27日就在市常务会议上通过。此时，距离发改委发布的新基建2020版的范围只有7天。
上海之后，5月30日，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求《广州市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发布。
三者之中，北京市发布新基建政策的时间最晚。6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并给出具体的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
一线城市以外，福州、宁波、重庆等城市也先后发布了城市版“新基建”方案。从各自的发展目标来看，北京、上海对标的是国际水平。
上海提出，到2022年，全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迈向国际一流水平；北京提出，基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基础设施。
广州提出，打造全国城市级数字新基建典范，形成“广州经验”；重庆提出，打造全国领先的新一代信息基础支持体系，为超大城市智慧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服务；福州希望，新基建建设规模和发展水平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宁波希望，新基建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打造成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标杆城市。
不过，不管起点高低，各个城市对建设新基建的理解都是相似的，希望以此提升城市的科技创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经济发展。
将目标分解为具体的任务，各地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根据自身条件，各有侧重。
在5G基站上，宁波提出到2022年累计建设2万个基站；北京明确2020年，就要累计超过3万个；上海三年内新建3.4万个5G基站，率先建成SA核心网；广东最多，到2022年累计建成5G基站8万座，并提出“5G发展要走在全国前列，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国首批5G商用试点城市和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车联网方面，重庆的提法最为详细，要“构建山地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网络，提供超低时延、超高可靠、超大带宽的5G—V2X车路协同网络”。上海三年内将新增50公里的开放测试道路；宁波则是针对宁波港，提出在码头推进无人驾驶等自动化作业的项目。
工业互联网方面，北京和上海着重提到要建设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作为整个体系的中间环节，二级节点向上连接国家接口，向下对接企业标识体系，是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的关键。其他三个城市则直指工业互联网目前的另一个痛点，提出要培育工业APP和工业平台，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最终构建工业互联网的生态。
有关数据中心建设的提法，也可以看出这一轮新基建建设将以问题为导向。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算法、数据是新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为充分发掘数据的价值，以前更多的是存、未来更重要的是算，数据中心正逐步演变为计算中心。
北京就提出，要推进数据中心从存储型到计算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海同样提出，构建计算科学研究枢纽和超算应用高地。其次，“绿色”也是未来数据中心建设的关键词。
从行动方案来看，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建设方向。比如，北京提出建设科创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前沿科学研究平台、建设产业创新共性平台；上海提出推进光子科学大设施群建设、建设若干先进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围绕科学与产业前沿布局建设重大创新平台等。
最大的挑战，就是资金。根据赛迪顾问测算，到2035年，狭义的信息类新基建领域将产生1.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广义的融合类新基建领域，则将产生3.5万亿元的投资规模。
“蛋糕”很大，资金缺口同样很大。与传统基建不同，新基建的投资不仅依赖于地方政府主导，更需要扩大投资主体，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
重庆的行动方案公布了7大板块的375个项目，总投资3983亿元，提出要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按照上海市新基建的规划，总投资2700亿元中有2100亿元都是社会投资。在资金保障方面将创新方式，支持建立总规模1000亿元以上的“新基建”优惠利率信贷专项，以及进一步放大财政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
其实，随着民间投资在新基建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基建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将远大于传统基建，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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