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月22日，《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发布，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在刚刚庆祝完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10周年不久，该政策的推出引发广泛关注。
几乎在同时，金融监管总局宣布，近期一段时间，中国已经推出了50多项金融对外开放的措施，取消了银行保险机构的外资股份比例限制，外国资本可以持有银行保险机构100%的股权，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目前已经完全清零，等等。
凡此种种，都是对海内外所谓“中国改革结束”论、“中国闭关锁国”论的有力回应。本期【问诊2024中国经济】，我们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聚焦改革开放进行时，为高质量发展破题。
1月16日晚餐时间，在上海虹口区一家西餐厅，观察者网专访了刚刚在附近上完课的张军教授。我们谈及改革开放45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热播剧《繁花》，以及当下中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同于45年前的改革开放新挑战时，如何破局。
观察者网：当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折时期，似乎内忧外患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回头去过去四十五年走过的路，可能更加不容易。您一直以来对改革开放的进程高度关注，也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书籍。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哪些改革，或者什么样的瞬间让您觉得“好悬”，“还好我们走对了，选对了”？
张军：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中国就是抓住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简单地说，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再次被，然后又复出。他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很务实的。反复讲的一些话现在大家觉得耳熟能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人敢那么说。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再比如，“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等等。
在此之前，对所有新生事物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把姓社姓资看得比吃饭还重要。我在《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以下简称“《改变中国》”）中讲到地方农业制度变革时提到一个细节，1980年安徽万里即将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夕，有位农口的老干部要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的事，与万里有过一段争论。农口的老领导认为包产到户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回答说，“我要群众！”
所以，在这种所谓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超越了姓资姓社的先验问题，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的最大贡献就是扫清了我们的思想障碍，解放了思想，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正因为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走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
中国当时面对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处在比较封闭的状态，跟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贸易往来，更没有投资，无法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来帮助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而在国内搞计划经济，限制了市场交易行为，也压制了底层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什么觉得向发达国家对外开放那么重要？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高层掀起了出国潮。去了日本和新马泰，这些地方充分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发展的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改变中国》中也特别写到，到新加坡后，李光耀向介绍了外商投资对新加坡的好处。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资源，1960年代独立的时候贫穷不堪，为什么就能够发展起来？很重要的就是开放市场、利用外资，利用外国的技术，也就是善于借用外力来发展自己。
这就有了后来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以及后来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1982年，特区成立三年，成就斐然。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批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30年后，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并投机倒把，这是，等等。
后来小平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就去南方调研，调研下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党中央很快就决定再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7年，为了解决外汇短缺，国务院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政策思路，向中央建议，决定扩大开放的范围，140个市、县纳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并决定在这些地区大力吸引外资，搞合资企业，让外资带着技术带着资本进来，鼓励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加工产业。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来历。
虽然1980年深圳特区就成立了，并且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在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省份展开，但直到1988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出来之后，特别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开放政策才有更大的突破，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才开始北上，涵盖整个东部沿海，就不仅只有广东福建了，长三角地区和渤海湾地区也融入开放大潮了。
《观察者网》：通常我们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最近大热的电视剧《繁花》也对浦东开发开放不久的1993-1994年上海浓墨重彩，大家从这部剧里看到了1990年代先富起来的一批中国人的拼劲，也看到了陆家嘴建设中的东方明珠。浦东的开发开放意义重大，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意义在哪里？
张军：意义我想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样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为什么说地方是政策创新的策源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始终扮演了政策创新主体的角色，这是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的产物。为了经济发展，地方要面对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不得不设法去突破原来的体制约束和政策瓶颈。
讲到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必须要回到1990年。从1988-1994连续七个春节，是在上海过的。1990年他在上海过年的时候，就和时任上海市委、市长谈到浦东开发开放的问题。
透过人民网发布的一篇《揭秘：如何力排众议扶持“黑马”》，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中一些细节。当时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但是由于同志不久前由上海市委出任中央总，为了避嫌，不敢上报。
于是，决定亲自去做工作，他对中央的领导说，“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在的亲自敦促之下，4月18日，总理亲自到上海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与深圳如火如荼的改革相比，当时的上海落后了：整个城市也没有什么活力，浦西灰蒙蒙的，浦东还是农田。现在高楼林立的魔都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是1990年5月3日挂牌，办公室选在浦东大道141号。为什么选这个地方？担任浦东开发办主任的夏克强后来解释说，这个号码谐音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指的是我们说话算数。
我在《改变中国》中，专门有一章写了浦东的开发，还是非常精彩的。浦东开放领导小组成立之后，上海市相关领导先去南方4个经济特区和7个沿海开放城市考察取经。考察带来的启示是，帮助浦东在政策上施行所谓的“三为主”政策，即，三资企业为主、以出口为主、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主；此外，上海也意识到还要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包括证券、资金、技术、房地产、劳务、生产资料等要素市场，使得要素市场能够在浦东聚集，产生巨大的市场能量。
浦东开发开放，中央就给政策，不给钱，如何筹资，让地方自己去动脑筋。浦东开发资金需求量很大，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难题。早在1980年代，上海借鉴香港经验，在土地批租制上所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浦东开发开放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上海当时的土地批租，是通过组建政府的开发公司进行的。具体做法是，政府规范土地一级市场、放开土地二级市场，形成“资金空转，批租实转，成片开发”的开发模式。
“资金空转，批租实转”的含义是，先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验证；开发公司再将支票背书付给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并同样经工商局验证；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后，从开发公司所得的背书支票再全部上交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土地收入的4‰归中央，上交给国家财政。这样财政投入只是拨款凭证，空转了一圈又回到财政，是空转；但是土地则实际上是到了开发公司手里，这是实转。
与划拨土地不能有偿转让不同，空转到手的土地，能够在国有公司开发之后，进入土地二级市场，通过以地合资、以地集股、以地抵押和以地招商等方式，与国内外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相结合，大规模筹集资金。
因为当时土地批租的法律还不完善。为了合规，上海就搞出了这么一个“土地空转”的做法。土地批租制度后来日渐成熟，成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融资工具。
后来，有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我个人都总结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权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
观察者网：回顾中国45年改革开放奇迹，很多学者曾经探讨过“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有些学者说做对了价格，有的说做对了产权，有的说做对了激励，您怎么看？
张军：我认为还是做对了激励。有了激励，地方就有动力去改革，价格也好，产权也好，都是改革的产物。这些新的制度出来，为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闲置的资源很多：土地闲置，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劳动力闲置，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困在农村等等，必须要有一套新的制度可以驱动这些资源，创造收入和财富。
所以那时候无论改革还是开放，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让经济更快增长，也许一开始不可能面面俱到，设计好全局的方案，但按照的说法，为何不让一部分地区先行一步动起来呢？条件好的，区位有利的沿海地区可以先行开放。
你可能会说，没有资金怎么盘活这些闲置资源，所以要开放啊，我们就准许和吸引海外华人和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们会带来资金、带来技术，带来订单，他们在中国投资设厂，这样就盘活了我们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
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比较务实的做法。外资进中国，有两种类型，一是做加工出口的，完全出口导向，最初以三来一补的方式，后来逐步升级；另一类是跟中国本土企业合资建厂，提升我们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但以内销为主。那时候国内市场是靠关税保护着的，但我们通过合资企业方式可以给他们开放内销市场，不过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合资企业所用的中间品零部件，要在规定时间里逐步实现本土化。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以“市场换技术”，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要不然，如果我一开始就全部开放市场，允许发达国家的东西进来，我们原来自己的企业可能大部分都会垮掉。
就这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际上外资一方面推动了我们外向型经济部门的发展，促进了出口，挣得了外汇。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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